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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金融审判“金点子”催生发展新动力
 

  苏州市公安局高度重视该建议,及时复函,并就建议反映的问题与基层派出所进行了充分沟通。

  据了解,根据建议内容,吴中地区银行已采取相关措施,如ATM机上交易时向绑定的手机发送验证信息,磁条卡更换成芯片卡等方式防范盗刷发生。

  随着经济高质量发展,金融改革会带来新问题新挑战。全省法院积极提出司法建议为金融改革创新建言献策,特别是针对一些金融新产品可能存在损害金融安全与公平隐患的,在司法建议中依法予以规制和引导。

  2017年,无锡中院走访调研中发现,多家法院反映保理纠纷问题突出,即银行受让的应收账款的债务人否认应收账款的真实性,法院仅凭借款人单方提供的基础交易合同及发票难以认定应收账款的真实存在。

  了解相关情况后,无锡中院及时向无锡银监分局发送司法建议。建议银行在办理保理业务中,应制作应收账款债权确认通知书,在借款发放之前,由应收账款债务人签字确认,以避免进入诉讼后当事人对基础交易关系的真实性产生争议,也杜绝当事人之间通过合谋虚构基础交易合同骗取保理借款的可能。

  无锡银监分局收到司法建议后,回函表示将向全市银行及时转发《司法建议书》,督促银行严格业务流程管理,强化信用风险管控;引导银行积极运用登记系统,提高债权转让安全性和透明度。

  “司法建议的着眼点在完善金融交易模式。保理借款是银行的金融创新产品之一,因其较好地解决了企业在出货及货款回收期间的资金需求,盘活了应收账款的金融价值而很受欢迎。因此对于保理借款的效力司法是支持的。发出司法建议重在提醒金融创新中的风险,引导和保障金融创新行为。”该条建议的发出者,无锡中院金融庭陈迪金法官采访中说。

  随着消费观念的改变,保险作为分散风险的重要工具受到消费者的普遍青睐。然而由于信息不对称、对专业术语理解力不足等原因,容易导致纠纷的发生。这就要求既要制定合理保险条款,又要严格规范销售行为,确保保险消费者合法权益不受侵害。

  江苏高院在机动车损失保险纠纷审理中发现,有的保险合同将新车购置价作为确定非新车保险金额的依据,并约定保险赔偿责任以车辆实际价值为限,引发保险人与被保险人就保险赔偿责任限额的争议。还有保险公司就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未尽明确提示与说明义务。为此,省高院向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江苏监管局发送司法建议,建议以实际价值为限确定保险金额,从源头上避免相关纠纷。

  “此外在投保单、保险单等保险凭证上,以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文字、字体、符号或其他明显标志就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作提示,避免相应条款不生效力的法律风险。司法建议发出后,受到省保监局的高度重视,江苏新的商业车险条款对保险金额确定方式和责任免除说明义务等内容进行了修订完善。”省法院民二庭法官李荐介绍说。

  通过司法建议推动建立健全市场信用评估制度、信用信息公开制度、信用监管制度,确立“有信则立、无信则亡”的市场价值导向是全省优秀商事审判司法建议的着力点。

  无锡中院在审理某买卖合同纠纷案件中发现,双方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某商贸公司向某美容制品有限公司按每店3000-5000元的标准收取进入超市的“客情费”,并明确该“客情费”系公关费。无锡中院认为,双方当事人的上述行为不仅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而且扰乱和损害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因此双方关于“客情费”的约定因违反法律的规定,属无效约定,最终判决驳回某商贸公司要求某美容制品公司支付“客情费”的主张。

  “随后,我们向安徽省合肥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发送司法建议书,建议就采取商业贿赂等不正当竞争手段实施的经营行为进行全面深入地检查和梳理,进一步加强对辖区内超市等市场主体经营行为的监督管理,切实维护和保障合法经营者的正当权益。”

  “该局及时与我院取得联系,并专门派人来无锡调取案件材料了解相关事实,经过对案涉公司经营行为进行调查,最终认定案涉公司相关行为构成商业贿赂行为,并且通过当地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对其违法行为处以相应的行政处罚。”回顾案件及司法建议发出过程,该案承办法官朱光烁认为,由个案到社会层面,司法建议的发出对增强市场主体的依法经营意识,建立良好的市场经营规范秩序会起到更好的效果。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市场经济的主体向着广袤的农村延伸。苏州昆山法院审理一起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件中,发现辖区某村委会在作出提供对外担保等涉及村民利益的重大决定时,违反相关规定,未先经村委会会议讨论决定即作出决策,村委会的印鉴管理存在使用不规范等问题。

  “我们向该村委会发送司法建议书,提出加强村委会作为村民自治组织的规范化管理,涉及重大决策事项的,须按照相关法律规定行使权利,完善村委会印鉴的保管、使用制度。后来该村委会复函表示已经按照建议书要求进行整改。”承办法官陆莺超谈道,苏南农村的市场经济比较发达,进入法院的涉农案件中不少是经济类案件。然而审理中发现,农村农民的法治观点、民主法治意识比较淡薄,包括基层农村的管理者。提出这样的建议也是出于农村普法和市场经济秩序完善层面的考虑。

  金融案件审理周期较长,金融行业高效解纷需求非常迫切,这一矛盾决定了金融商事案件审理尤其要关注效率。

  省法院民二庭综合组法官助理翟如意介绍,金融纠纷案件中,因被告“跑路”、躲避债务恶意拒绝签收诉讼文书等原因,送达难问题尤其突出,严重影响了金融债权清收。为此,苏州、扬州、南通等多地法院均积极向金融机构主管单位提出相关司法建议。

  苏州中院民二庭副庭长俞水娟在审理涉及银行债权人的商事纠纷案件过程中,发现不少案件因被告下落不明导致诉状副本、开庭传票等诉讼材料和裁判文书送达困难,从而只能采取公告送达,案件平均比正常案件诉讼周期要多出5个月时间。

  为此,俞水娟经过调研后提出一个想法:能否由银行在签订借款、担保等合同时,将“文书送达地址确认书”作为特别约定的合同附件,确认具体的详细地址作为银行送达催收函、对账单以及产生纠纷后法院送达司法文书的送达地址,并在确认中明确因送达地址不准确、送达地址变更未及时书面告知银行,导致文书未被实际接收的,视为文书已经送达。该想法得到了庭里赞同,苏州中院随后向人民银行苏州分行和在苏的30余家商业银行发出了增加“司法文书送达地址确认书”的司法建议。

  该份司法建议发出后,在苏州全市银行系统引起了强烈反响并得到大力推广。人民银行苏州分行收到建议后,立即在全市银行系统的会议上对该司法建议进行了专门介绍。随后,建设银行苏州分行等多家国有银行也先后发文并统一制作了文书样式向全市建行系统推广。

  而在银行采纳该司法建议推行《文书送达地址确认书》的签署之后,相关诉讼至法院的案件,其审理效率也得到了大大提升。据了解,最高院于2016年9月发布的《关于进一步推进案件繁简分流优化司法资源配置的若干意见》第3条中也明确“当事人在纠纷发生之前约定送达地址的,人民法院可以将该地址作为送达诉讼文书的确认地址”,即该规定中亦已确认了合同约定地址可以作为诉讼文书的送达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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